吳斯懷極有可能成為立法委員。他與中共政權的關係,引起社會對國家機密保護的關切。總統昨天也表達,「未來行政與立法部門要討論是不是必須強化法律,並檢視機密資訊有無因為體制不足被濫用與流出」。

我們的國安威脅不只來自吳斯懷。中國政府透過各種方式積極接觸台灣官員,企圖不當地介入台灣的內政,或竊取我們的情報。就在上週,鄭紹明、鄭智文父子就因為幫中共官員引介軍中人員而被起訴。

中國政府對我國機密的掌握是長期以來的顧慮。2011年開放自由行後,首五年就有至少52件共諜案移送檢調單位。而這只是中國對台情報滲透的冰山一角。早在2009至2010年,熟悉我國防空部署的謝嘉康上校和他的家人,就至少三度接受中共官員的免費旅遊招待,並在國外與中國官員見面;2017年,已升為少將的謝嘉康因另案才被調查;偵辦過程中,謝嘉康的證詞與他太太的說法不符,被檢方判定不足以採信(很不幸地,依照目前的法規,證人若對公務機關不實陳述,並不違法);最後,因缺乏洩密證據,2018年確定不起訴謝少將。

司法是事後的工具

謝嘉康的案例顯示,現行法規與組織分工無法有效保護國家機密。即使是公務員,收取中國官方的資金其實不違反國安法,洩漏機密的證據又難以取得,無法依此定罪。多數被起訴的共諜案,是用「為敵發展組織」作為防線,起訴和定罪的依據是當事人為中國官員引介其他下線。但是,就連推動加重「為敵發展組織」刑責的法案,在立法院都遭受某些政黨的反對。

即使掌握確切洩密證據,司法也只能在事後將洩密者起訴、判刑,無法修復機密外洩對國家安全造成的損害。因此,我們必須建立另外一套可以事先控制風險的「接密權限的安全制度」。

控制洩密風險的安全防護網

什麼是「接密權限的安全制度」?這在國外稱為「security clearance」,就是將「國家機密」以及「涉密權限」明確分級,並由專業人員負責事前審核、定期的背景查核與權限更新,以降低國家機密外洩的風險。重要的是,所有接觸同等級機密的人員,不分政府機關、部會或國防廠商,都使用相同的權限審查標準。

接密人員必須要申報工作記錄、財務狀況、人際交往情形等資訊。透過這些訊息,以及深入的訪談,才可能評估申請人的誠實度、可信任度與判斷力,以及他被外國政府影響、誘惑或威脅的風險。舉例而言:如果收入與消費習慣不符,就可能發覺未申報的收入來源或接受招待;高負債者比較可能受到金錢的誘惑;經常出入不良場所的人比較容易被留下證據威脅。

從謝嘉康的案例來看,當知道他多次出國,帳戶裡的存款卻沒有減少;或者他沒有確實申報旅遊過程當中遇到中國軍方人士,就可以暫停他接觸國家機密的權限,以避免重要軍事情資外流。

另一個案例是羅賢哲少將:羅少將進行性交易被中國特務拍照要脅,因此前後五次將台灣重要軍事情資交付中國,與中國情治人員的接觸時間長達七年;在接密權限制度下,將自己置身於會被威脅的犯罪情境,儘管沒有洩漏國家機密的證據,就足以暫停他的接密權限。

民主體制下的安全與反情報工作

目前,除了軍事單位之外,各政府機關內並沒有專責的安全部門,負責防範其他國家對我們政府的情報滲透。過去,「保密防諜」的工作由人事室第二辦公室(簡稱人二)負責,但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之下成為當局監控政治思想的工具。台灣民主化之後,人二在1992年改制為政風單位,主要負責肅貪;然而,由於「保密防諜」在歷史上的陰影,我們一直沒有建立起機關內「安全官」的制度,來好好地保護政府的機密。

除了相對靜態的「安全防護」,政府也需要更積極的「反情報」工作:去反制其他政府在我國進行的情報活動。但是,目前情治部門的績效重點放在執法(辦案),一旦進入偵查階段,就難以進行反情報工作。因此,我們必須重新重視這些「檯面下」工作的重要性,才能夠讓情治單位有更多能量維護國家安全。

保衛台灣是全民的共識。政府必須積極與社會溝通、重新取得信任與授權,在民主體制下建立健全的國安體系。

歷史的包袱讓我們必須更加謹慎地對待政府的「安全與反情報」工作;但是,面對中國越來越嚴重的滲透行為,為國家機密築起防護網,同樣刻不容緩。